别样舐犊(2)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2月01日 12:06

连载: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   出版社:中华书局
　　皇帝的学习与众不同。

　　依据前朝的惯例定制，恭亲王为小皇帝制定了课表和作息安排：

　　(1)每日先拉弓，次习蒙古文，次读满文，最后读汉文。

　　(2)皇帝上课时间，在每日临朝引见臣僚之后。开始时只读半天书，八岁之后延长为全天。

　　(3)诵读与讨论不可偏废。皇帝读书之暇，应时时与师傅讨论问题，以求深入了解文中经义。

　　(4)拉弓而至步射，步射而至放枪，随年龄增长调整。

　　(5)自幼即需骑马，入学后每隔五日，即于下书房后在宫中长弄学习骑马，由御前大臣压马及教习。

　　(6)学习步射和放枪时，由御前大臣及乾清门侍卫数人随同校射。

　　(7)为重功课计，拟请懿旨严饬皇帝于驾幸紫光阁习打枪时，不得各处游览。打枪毕，稍坐即还宫。

　　从以上的安排，我们可以了解到，小皇帝是各种语言全学，骑马射箭放枪样样都要精通。这完全是一个培养全能型人才的计划，果真能够如法炮制，那么长大后的小皇帝应是一个“超人”。

　　慈禧为了能更好地管理好小皇帝的学习，使所有的计划行之有效，特别安排惠亲王绵愉专门负责小皇帝的学习事务。惠亲王绵愉是嘉庆帝的第五子，最小的儿子，因为在皇族亲贵中辈份最高、品行端正，特别受人爱戴。慈禧安排他来管理小皇帝的学习生活，尤其是还特别安排了绵愉的两个儿子奕祥、奕询伴读，对小皇帝既是督促又是陪伴，可谓安排周详。

　　老师如何给小皇帝上课？

　　少年同治帝写字像《清宫述闻》载：小皇帝进入教室之前，受命的师傅、谙大——满人师傅(内谙大教满文和蒙文、外谙大教授骑射弓箭)、惠亲王绵愉，还有陪读的奕祥、奕询按照顺序排列在外。见到小皇帝，所有人要行三叩九拜之礼。小皇帝进入教室后，面向东坐，授读的师傅面向西坐。伴读的奕祥、奕询在西面靠墙坐着。其他的师傅则在旁门设座。

　　开学的第一天，第一节课由大学士祁寯藻讲授四书中《大学》的前两节：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讲授的方式是，先教小皇帝识字，再逐字逐句讲解。按照时间推断，小皇帝上课的时候不过六岁有余。给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讲解“四书”中的《大学》，而且是涵盖全书核心思想的前两节，对于今天具备一定学养的成人来讲，理解它的精义尚且有一定的难度，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只能是鸭子听雷，蛤蟆跳井——不懂。揠苗助长如此，真是难为了这个小皇帝了。

　　同治帝绘《管城春满图》

　　慈禧完全不顾及一个小孩的心理承受能力，她一贯的好胜心和主宰欲，使得她从一开始就给予这个孩童以巨大的学习压力，她让小皇帝学习的目的十分明确：

　　“帝王之学不在章句训诂，惟冀首端蒙养，懋厥身修，务于一言一动，以及天下民物之颐，古今治乱之原，均讲明切研，悉归笃实。庶几辅成令德，措正施行，宏济艰难，克光大业。”

　　慈禧如此严厉和高标准地要求小皇帝学习，无情地剥夺了本应属于孩子那份自由的空间和时间，小皇帝在无法自主之间就承担起他力所不能的重负。而他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同治四年（1865）末，翁同龢继父任做皇帝的师傅，他在日记里记载了小皇帝每日学习的情况：同治帝《御制诗文集》同治五年正月初九日：“是日读书（皇帝）微倦，略有戏。”——这天，皇帝读书时有点倦怠，略有嬉闹。

　　正月二十八日：“上至书斋，时刻仍如昨，是日精神不聚。”——皇帝到书斋学习的时间和昨日相同，今天注意力不集中。

　　二月二十五日：“卯正（晨六时）上至。是日多戏言。龢与诸公（师傅们）急切谏，读当勤。”——早晨六时皇上到。是日皇上学习多戏言。我与各位师傅急切劝谏，读书应当勤奋。

别样舐犊(3)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2月01日 12:07

连载: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   出版社:中华书局
　　从翁同龢日记所记载的小皇帝学习的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皇帝学习不在状态。倦怠、嬉戏、注意力不集中是小皇帝学习中的普遍现象。翁同龢做帝师时，小皇帝也不过十岁左右，可我们知道，他每日都需“天未明即起”，与母亲慈禧一同早朝，召见或引见大臣，虽然不参与其中任何事情，但他也必须如同木偶一样端坐在那里。然后清晨六点就来到书斋学习，在昏暗的灯光下，书斋里寂静无声，小皇帝读书需要到中午。对于孩童来说，他一身兼有皇帝、学生、儿子三个角色，每个角色都要做好，每个角色都不能偏废，对于一个正处于成长和发育中的幼童来说，无疑是缺少人性而且是相当残忍的。

　　载淳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他在没有竞争却缺少关爱的环境里逐渐成长，虽然日日学习，可他的学业鲜有进步。直到他十六岁的时候，连皇帝每日需要批阅的奏折，仍然“读折不成句”。面对小皇帝不成器的状态，慈禧心急如焚，她常常督促师傅们：“设法劝讲，不可再耽搁。”面对母亲的严厉督促，同治帝并没有从此振作起来，他在每日的功课里没有获得乐趣，与慈禧期望的相反，处于青春期的他，开始在纵情声色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三

　　慈禧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多大的时候获得了性知识，也不知道他多大的时候发生了性关系。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同治帝的发育很早。因为满族、蒙古族男女一向有早婚的习俗。皇帝选秀，女孩儿的年龄要在十三至十七岁间，十七岁就是上限了，十三岁左右的孩子结婚是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孝庄皇太后嫁给皇太极时，也只有十三岁。女孩如此，男孩娶妻的年龄也不会太迟。

　　慈禧对同治帝的严格要求，并没有使他充分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反而使他性格中形成了对母亲极强的逆反心理，到宫中戒律的范围外去寻求冒险和刺激。

　　有两个人在这个时期对同治帝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个人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澂。

　　管理皇帝学习事物的惠亲王去世以后，奕祥、奕询两个伴读也结束了与皇帝共同的学习生活，随后由慈禧指派恭亲王的长子载澂伴同治帝读书。慈禧只看到了载澂聪敏、开朗的性格特点，可她有所不知的是载澂的生活放荡不羁，章台走马，无一不精。慈禧精挑细选的“伴读”，最终成为同治帝的“伴游”。

　　《十叶野闻》载：“同治帝与贝勒载澂尤善，二人皆好着黑衣，倡（娼）寥、酒馆及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

　　一个是翰林院侍读王庆祺。

　　王庆祺，顺天人，生长在京师，是世家子弟。王庆祺是个“美丰仪”的男人，“工度曲，擅长谄媚之术。初直南书房，帝爱之，授以五品官加二品衔，毓庆宫（应为弘德殿）行走，宠冠同侪，无与伦比。”

　　王庆祺的学问应该不错，因为能以翰林侍读的身份入值弘德殿——同治帝学习的地方，足以说明。他的貌美丰仪，他的擅长谄媚，对于涉世不深的同治帝来说，自然多了几许诱惑。

　　《清朝野史大观》载：“日者，有一内监见帝与王狎坐一榻，共低头阅一小册。太监伪为进茶者，逼视之，则秘戏图，即丰润（直隶县名，以绘春宫图名闻全国）所售之工细者。二人阅之，津津有味，旁有人亦不觉。”

　　在他的引导下，同治帝竟然与王庆祺同卧起，保持着极其暧昧的关系。

　　《李鸿藻先生年谱》称：“因之宵小乘机诱惑引导，遂至日惟嬉戏游宴，耽溺男宠，日渐羸瘠。”世间所传闻的同治帝生活放纵，似乎不是空穴来风。

　　而这一切，慈禧并不知道，或许慈禧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对儿子寄予厚望却会落得如此的结果。

　　四

　　同治孝哲毅皇后像慈禧喜欢权力，尤其喜欢驾驭权力时那份胜利者的快感。慈禧知道清初的顺治帝与康熙帝都是十四岁亲政，按照惯例和成制，她也应该在同治八年（1869），同治帝十四岁的时候，给他举行亲政仪式，将皇权悉数交予儿子，而她也应撤帘，由前台回归幕后。但慈禧不愿意，她不愿意就此放弃权力，放弃由权力所带来的快感与充实，她找出种种借口，尽量推迟还政的时间。慈禧所能找到的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皇帝学业不成”，她不断指责师傅们“督责不严”。从而，很容易地，慈禧就为自己的不撤帘找到了充分的理由。

别样舐犊(4)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2月01日 12:07

连载: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但皇帝毕竟一天天长大，归政是早晚的事情。慈禧知道归政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继续拖延给同治帝“物色”皇后了。

　　同治十一年，同治帝十七岁，慈禧决定在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里，给皇帝选皇后。物色之前，慈禧与慈安将能动的脑筋全部动起来，把满朝满蒙文武官员家待字闺中的女孩子都理了一遍。慈禧看上了刑部江西司员外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富察氏当时年仅十四岁，属于满洲正黄旗，是满洲八大贵族之一，世代均出将入相。而慈安与同治帝却看中了同治三年夺得一甲一名的蒙古状元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

　　阿鲁特氏，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隶属蒙古正蓝旗。她的祖父赛尚阿嘉庆年间中举，曾为大学士，并曾任道光年间兵部尚书兼刑部尚书，可谓权倾一时。父亲崇绮是同治三年的状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汉文考试中夺魁的蒙古族人，此事曾轰动朝野。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清朝虽然入关后不久就开了八旗科举，凡是旗人，不管是满八旗，还是蒙八旗都能参加，但那是乡试，至于殿试，还是“满不点元”，即不取满人为前三名。采取这样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同治三年的殿试，实际由两宫太后做主。当会试成绩呈给慈禧看的时候，慈禧真的为难了，因为排在前位的居然是蒙古族崇绮。正在慈禧不知所措的时候，大学士瑞常等人为她解决了难题，他认为：既然是科举取士，则“但凭文字，何论满汉”，崇绮最终得以金榜题名，担任翰林院修撰。

　　坤宁宫帝后大婚洞房阿鲁特氏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自幼知书达礼，父亲崇绮亲自给女儿授课。阿鲁特氏读书聪颖，文才极佳。有一次，同治帝无事，便与阿鲁特氏在后宫谈诗，同治帝问其唐诗，阿鲁特氏背诵如流，足见其文学素养的深厚。阿鲁特氏“雍容端雅”，端静婉肃，“美而有德”，她性格耿爽，不善阿谀。同治帝很喜爱她，也很敬重她。

　　这样，在同治十一年二月三日，两宫发布懿旨，选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皇后，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为慧妃，知府崇龄之女赫舍哩氏为瑜嫔，前任都统赛尚阿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珣嫔，并在九月十五日与阿鲁特氏举行了大婚。

　　可慈禧由衷地不喜欢这个儿媳妇，原因如下：

　　1�蓖�治帝没有采纳慈禧的意见，加重了慈禧对儿子的怨恨心理，并将这种怨恨转嫁到了皇后的身上慈禧做事一向有主见，敢作敢为，尤其是垂帘听政的十一年中，她更是恣意摆布所有的事情，专横、跋扈、颐指气使已成为她生活中最鲜明的特点。虽然儿子是皇帝，但慈禧依然以严厉的家长方式安排着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儿子学业不佳，已使她十分恼火，越来越严重的逆反心理更使她怒火中烧。此次，她费尽心机为儿子精心选择了她认为美丽、可人的富察氏，然而儿子却不买账，偏偏选中了她并不看好的阿鲁特氏，并且与慈安一起来反对她的选择，作为母亲的那种失落与嫉妒必然会在慈禧的心中投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2�被屎蟀⒙程厥喜簧品暧�

　　慈禧垂帘听政以后，虽然对于慈安皇太后依然恭敬有加，但朝野上下的人都知道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慈禧的手里，因此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宫女内侍，哪一个不是对于慈禧恭敬、逢迎、顺从，竭尽谄媚之能事。可皇后阿鲁特氏却特立独行。她性格耿爽，自幼所形成的高贵品性，使她不善阿谀、逢迎，即使在慈禧面前，也依然保持着孤傲的特性。

　　野史中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阿鲁特氏的性格特点：

　　双“喜”金如意阿鲁特氏不得慈禧的欢心，以至于每每慈禧见到皇后时，从不给她好脸色看。身边人就点拨皇后说：你不见皇太后对你不满意吗？你也不妨学学慧妃富察氏，处处逢迎皇太后，以讨皇太后的喜欢。阿鲁特氏正言道：“我是从大清门被抬进宫中的皇后。”按照清制，只有皇帝大婚时，皇后才可以坐轿从大清门抬进宫中，这是对皇后地位的肯定。虽说此时慈禧已为皇太后，但她被选秀入宫时只是贵人，她没有资格享受从大清门被抬入宫中的隆重而尊贵的礼遇。以慈禧争强好胜的性格，这样的待遇是她一生都难以解开的心结。当慈禧知道阿鲁特氏如此地刺激她，那种由衷的嫉恨可想而知。

别样舐犊(5)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2月01日 12:07

连载: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   出版社:中华书局
　　由于慈禧不喜欢皇后，所以她肆无忌惮地破坏同治帝与皇后之间的感情。同治帝新婚燕尔，与皇后感情十分甜蜜。慈禧心中十分不乐，她无法容忍她选中的慧妃遭受冷遇，她认为冷落了慧妃就是与她过不去。于是，慈禧拿出了母后的尊严，一方面教训同治帝不应该沉溺后宫，有碍政务；另一方面又指责同治帝不应冷落慧妃。同治帝心生不满，逆反的性格促使他更加远离慧妃。为了表达对母亲干预自己私生活的反抗，同治帝竟然一气之下独宿乾清宫。母子关系几近难以同处的境地。

　　慈禧与同治帝之间的情感交流不畅，制约了慈禧尽享天伦的乐趣。慈禧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儿子的身上，造成母子失和，但我们也能依稀感觉到慈禧望子成龙的那份渴望。这种别样的舐犊之情留下的是几许酸楚，几许无奈。

归政同治(1)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2月03日 00:54

连载: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   出版社:中华书局
　　恋栈的慈禧，以同治帝“典学未成”为由，迟迟不肯撤帘归政。然而，同治帝业已成年，这是慈禧无法回避的事实。慈禧将如何归政？

　　一

　　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年10月16日），慈禧终于为自己十七岁的儿子载淳举行了大婚典礼。十七岁结婚，对于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来说，无疑属于晚婚。因为冲龄继位的皇帝中，顺治帝十四岁结婚；康熙帝十三岁结婚。而其他在藩结婚的皇帝，年龄也多半在十四、十五岁。中国帝王将传宗接代视为王朝命脉，因此，历朝历代都将取妻纳妾、生子生孙作为宫中的头等大事来看待，由不得年轻的皇帝或皇嗣们恣意妄为。那么，为什么载淳会这样晚婚呢？是载淳从心理上排斥女性，不愿意结婚吗？

　　不是。

　　首先，同治帝绝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虽然他从小就背负着皇帝的盛名，可王朝的重托、母亲的殷切期望及严格管教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发奋图强的动力与压力，他反而以率性而为、叛逆越轨、钟情女色的行为，恣意展示不羁的个性。

　　还在同治二年（1863）载淳读书伊始，他的师傅们——那些鸿学巨儒为小皇帝拟定了教育方针：

　　“伏愿皇上恪遵慈训，时时以忧勤惕励为心，事事以逸乐便安为戒。屏玩好以节嗜欲，慎游观以定心志，省兴作以惜物力。”

　　师傅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积极强调，是希望对小皇帝勤管严教，防微杜渐，使之成为一代名君。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渐渐长大的小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玩好”、“游观”、“嗜欲”无一不好。

　　据美国人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载：

　　“对于他自己宫廷的欢娱还不满足的同治皇帝，曾同一伙挑选出来的年轻满洲贵族，养成了一个浪迹北京的冶游习惯；而在这些宵游夜宴之中，他耽湎于饮宴，并且伴游于中国城的最下等的欢乐！”

　　清人笔记更将其描写成纵情声色的浪荡青年。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

　　“（太监）杜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倡（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两后弗知也。”

　　从以上材料分析，同治帝并不讨厌与女人交往，更进一步的是他不仅不讨厌与女人交往，而且可以说他对纵情声色乐此不疲。对于年轻勃发的同治帝来说，女人魅力的吸引，远胜过王朝的重托、母亲的期望。“晚婚”与他本人关系不大。

　　那么，皇帝的晚婚与慈禧有关吗？慈禧为什么不按照惯例给儿子及早安排婚姻大事？

　　同治帝的晚婚确实与慈禧有关。因为：

　　(1)慈禧嗜权如命，无论是与赞襄八大臣进行殊死的较量，还是无情地打压奕��，她的唯一宗旨就是掌握全权。她与来自任何一方阻碍她控制权力的势力都是不能两立的。儿子大婚，就意味这是皇帝成年之时，同时意味着是她撤帘归政之日。因此，她迟迟不愿给儿子物色后妃。

　　(2)慈禧已经深深感到儿子难以担当皇帝重任。虽然载淳六岁开始天天读书，但十多年光阴的磨练、四位天下名师的悉心教诲，并没有塑造出一代圣君。更让慈禧大为失望的是儿子直到十六岁依然“读折不成句”。一向争强好胜的慈禧颇觉颜面无光，她不敢想象如此下去，儿子如何承担起君王的重任。

　　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载：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1867年6月21日），是日闻竹庄言：今上聪慧而不喜读。一日，与师傅执拗，师傅无可如何，涕下以谏，时御书适读至“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上以手掩“器”下二口，招之曰：“师傅看此句何解？”盖以为“君子不哭”也。其敏如此。

　　同治皇帝朝服像小皇帝机敏、顽劣，读书不成，慈禧非常着急。

　　据《翁同龢日记》记：慈禧为儿子“典学未成”，曾严厉督责师傅，称皇帝“年已十六，亲政不远，奈何所学止此！”

　　更有甚者，慈禧对于儿子的师傅们“督责不严”、“支吾搪塞”非常生气，竟然说出了“恨不能自教”的过激语言。慈禧的汉语水平并不高，读的书也有限，然而，面对毫无建树的儿子，慈禧却萌生了越俎代庖的急躁念头，大有赤膊上阵、沙场点兵的急切。没有给儿子早些举行大婚庆典，慈禧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归政同治(2)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2月03日 00:54

连载: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但，归政是早晚的事情，无论慈禧如何恋栈手中的权力，如何有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在载淳的年龄已经超越顺治帝和康熙帝亲政三年之久的同治十一年，慈禧还是为儿子选择了后妃，并举行了大婚庆典。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岁的同治帝在太和殿举行了亲政大典，大清王朝第十代皇帝在经历了十二年的蹉跎之后，终于隆重出场，开始了他亲政的人生岁月。与此同时，在属于男人的权力场中苦心经营的慈禧，也不得不收起那象征着她无所不在的黄色纱幔，悄然回归幕后。

　　二

　　在同治帝亲政的时候，慈禧以两宫太后的名义，懿旨勉励载淳“祗承家法，讲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学”。具体做法是：“皇帝每日办事召见后，仍诣弘德殿与诸臣虚衷讨论。李鸿藻、徐桐、林天龄、桂清、广寿均照常入值，尽心讲贯。”在慈禧一再的耳提面命中，我们不难看出慈禧对儿子的疏学非常担心。

　　同治帝用什么来回馈慈禧？

　　同治帝回馈慈禧的举动可谓是震惊朝野的大举动——重修圆明园。

　　圆明园“万方安和”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1873年11月19日），同治帝发布上谕，决定重修圆明园。这犹如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在朝野间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纷纷提出质疑：有重修圆明园这种可能吗？再造如此庞大、精美的工程，朝廷有这样的财力吗？

　　仅仅事隔两天，也就是十月初一日，御史沈淮奏请同治帝缓修圆明园，他认为“今时事艰难，仇人在国，即库藏充溢，亦不当遽议兴修”。

　　与此同时，御史游百川也“袖疏廷诤，谔谔数百言，声震殿瓦”。

　　若不是同治帝以革掉御史游百川的职位作为惩戒，并且告诫群臣不准再行谏阻，还不知有多少臣下谏言不应草率决定重修圆明园。

　　因为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实在太庞大了，要恢复到被英法联军焚毁之前的水平，将耗费巨资，这是同治朝内忧外患的政局下所难以承担的重负。

　　圆明园“上下天光”圆明园最初是康熙帝赐给四子胤祯（雍正帝）的一片明代故园，雍正年间开始大事兴建，以后规模日渐扩大。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的建设，投入了难以记数的人力、物力，形成了周长二十华里，面积总计五千三百多亩的巨大皇家园林。它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园林建筑奇珍。它不仅继承发展了我国传统园林建筑艺术，创造性地吸收和借鉴了南北名园的胜景，而且还吸收了西洋建筑的特色。园内建筑辉煌，陈设豪华，聚集了大量的文物、珍宝和图籍。以至于当时欧洲有关文献盛赞它是“万同治帝书《恭贺慈禧皇太后

　　四旬万寿圣节诗》

　　园之园”、“人间天堂”。慈禧曾经长时间伴随咸丰帝在此居住，这里是清王朝仅次于紫禁城的政治中心。它之所以能够建成是凭借着清王朝雍乾时期国力的强大以及统治者对社会财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和占有。

　　要重修圆明园，保守地估计也需要斥资白银一千万两以上，甚至更多。如此一笔巨款在当时根本无法筹措。早在同治七年（1868），满族御史德泰就曾奏请修复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是被慈禧坚决否决：“未准，且获严谴。”因为慈禧太清楚了，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各地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哪里还有额外的银两去重修圆明园。

　　对此同治帝是应该清楚的，他曾经为财政的窘困而采取过节省开支的措施。亲政伊始，他发布上谕，要求“内务府核实樽节，于岁费六十万外，不得借支”。那么，他又为什么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启动重修圆明园的工程？

　　首先，同治帝昭示天下重修圆明园的理由是报答母恩，以尽孝道。

　　在决定重修圆明园时，同治帝曾经信誓旦旦地表达他的宗旨：“两宫皇太后保佑朕躬，亲裁大政十有余年，劬劳倍诸，而尚无休憩游息之所，以承慈欢，朕心实为悚仄，是以谕令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

归政同治(3)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2月03日 00:54

连载: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   出版社:中华书局
　　报答母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同治帝亲政以后的第一项尽孝的举措就如此兴师动众。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治帝一定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获得母亲的欢心，甚至是赞许。

　　其次，同治帝还有一个不能昭示天下的理由：将慈禧送出紫禁城，以独揽皇权。

　　慈禧是一个处处插手的严母，性格跋扈，在与儿子的相处过程中批评、指责代替了母亲应有的细腻、温柔。同治帝不愿意学习，可慈禧却督促甚严，这常常成为他的一种心理负担。如，同治帝课后必须谒见慈禧，尽管慈禧文化程度很低，但仍细细询问儿子读了什么书，某句作何解等等。所答内容如果不满意，慈禧一定严责。一天，同治声称师傅倭仁所教的“太极图说、西铭之类艰深莫从获解”，慈禧立即转告绵愉、奕��等，“于是，罢习性理书，日诵唯‘五经’‘四书’、《通鉴辑览》。经皆宋、元人注，鉴则高宗御批也。”由此，课程内容变得更加单一、无聊。即使亲政以后，慈禧依然规定皇帝每日办事后，要回到教室里与师傅学习、讨论。怠学、喜嬉、叛逆的载淳希望摆脱母亲，逃脱她的日日督促，恣意处理身边的诸种事务。

　　同治帝绘《祝万年图》

　　更加过分的是慈禧对同治帝的私生活横加干涉，并将对儿子的不满情绪迁移到皇后的身上，使得深爱皇后的同治帝难以忍受。据说，因阿鲁特氏“体微丰，趋蹡弗便，乃故令奔走以劳苦之；复以其不娴仪节责让之。尤异者，谓帝行将亲政，国事繁颐，宜节欲，勿时宿内寝”。她还“阴使内监，时复监视之”。个性叛逆、率性而为的载淳对于母亲在政事上的指手画脚和私生活上的妄加干预十分厌烦，他渴望脱离母亲的势力范围，独立决定自己的事情，真正实施皇帝的全权。

　　因此，他竭尽全力希望把母亲送出紫禁城，送到能让母亲颐养天年的乐土上去。重修圆明园就是最好的方法。

　　重修圆明园，如果没有慈禧的允肯和支持，刚刚亲政的同治帝是无法进行这项庞大工程的。据说，慈禧十分支持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她曾经亲自校审圆明园修改图样，因为在修改计划中突出了对慈禧居住和游玩的安排。万春园成为专为慈禧规划的庭院，将昔日与咸丰帝共同居住的天地一家春的名字移到万春园中旧日敷春堂、水春室的故址上，并在此规划出一个规模宏大的集观戏、演戏和后台功能为一体的建筑群，供慈禧消闲。满足了慈禧观戏、游玩的欲望。

　　圆明园“天地一家春”烫样（建筑模型）

　　难道听政多年的慈禧不知道王朝的财政不能承担如此巨大的工程？她对此了如指掌，同治七年，她曾亲自否决满族御史德泰重修圆明园的提议，但那仅仅是为了她听政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归政同治以后，不满四十岁的慈禧对于自己未来岁月安排的关心超出了她对于王朝未来发展的关心。叱咤风云、独断乾纲十余年的慈禧，已经习惯了对臣下的颐指气使，习惯了周围人的俯首贴耳，习惯了权力带来的绚烂和奢华。即将开始的平淡与寂寞的生活，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她希望能够用奢华的生活来排遣她退居幕后的空寂与落寞。

　　慈禧是一个惯于讲排场和享受的女人，姑且不谈她后来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的事情，从她每天膳食上就可以看到她的奢华。美国女画家卡尔在宫中目睹了慈禧用膳的场景，她在《慈禧写照记》中写道：

　　太后用膳时，南向，坐于一长桌之一端，桌上布置银碗银碟无数，皆盛以极珍异之食物。

　　单士元《故宫史话》中保存了慈禧的一张御膳单子，上面记载珍贵大件佳肴共十八品、燕窝火锅两上、克食（点心）一桌。同时还有挂炉猪和挂炉鸭、蒸食、炉食等。

　　同治帝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无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她对奢侈生活的渴望。而同治帝有了母亲的默许和支持，也就更加有恃无恐地启动了大兴土木的工程计划。

归政同治(4)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2月03日 00:54

连载: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   出版社:中华书局
　　三

　　在慈禧的支持下，小皇帝亲政后重要的“形象工程”隆重登场。

　　首先，同治帝公开要求社会捐献。

　　由于库帑不足，在决定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发布上谕：明令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献银两。恭亲王奕��不好拒绝，率先捐银两万两，并指示户部拨银两万两。

　　其次，清理废墟，采办木料。

　　下令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就命令内务府官员马上开工，迅速拆除了“天地一家春”等房屋一千多间。任命广东的李光昭为圆明园工程监督，前往各省“采办木植”。

　　第三，亲自监工，时时督促。

　　十月初八日（1873年11月27日），内务府员司督促民工拆除被英法联军毁坏的残垣断壁后，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874年3月7日）各处正式开工，三月十二日（1874年4月27日），同治帝视察园工，盘桓整日；三月下旬，又传旨准备再到圆明园驻跸，并诣黑龙潭拈香。四月初，又到安佑宫视察工程；五月十一日（1874年6月24日），再次视察园工。

　　在一片反对声中，同治帝一意孤行，重修工程仓促上马。不久，朝廷重臣们就发现了隐藏在工程背后的问题。

　　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被同治帝委以重任的李光昭，在他采办木料时“浮报”银两，侵吞工程款项。经李鸿章查明，李光昭为圆明园所办“木植”，系买自英法商人，原议定价为洋银五万四千余元，而李光昭在向内务府呈报购运洋木费用时，却谎称值银三十万两之多。事发后，李光昭又面求美领事代瞒价格。此事充分暴露了重修工程中用人不当的问题。李光昭事件令同治帝自扪耳光。

　　与此同时，大臣们发现在同治帝频繁出现圆明园工地的同时，不仅懈怠朝政、荒于学习，而且还有借视察工程之名花公款游山玩水、夜不归宿之嫌疑。

　　同治十三年初，工程开工以后，几乎每个月同治帝都到工地视察，并借此机会遍游周边山水，还时常在外留宿。深居后宫的慈禧并不知道。于是，师傅李鸿藻借着向慈禧汇报皇帝的学习状况的机会，向慈禧陈述了皇帝的执政状况。据《李鸿藻先生年谱》载：同治帝“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不几有读书之名，况读书之实乎？”并称同治帝对朝政敷衍塞责，召见大臣每次只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皆不得深悉”。

　　对于在外留宿，大臣们不便明示，于是侍讲徐桐、广寿借口星象异常，暗示皇帝要“慎起居、严禁卫”，同治帝置若罔闻。

　　意气用事的同治帝，视国事如儿戏，置王朝命运于不顾，使朝中大臣们十分担忧。恭亲王奕��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会导致同治帝荒于政事愈加严重、终将一发不可收拾，而且王朝的未来也会掉进圆明园工程这个无底洞里。

　　奕��决定出面干预。

　　“同”、“治”组玺四

　　奕��见小皇帝实在不可救药，忍无可忍，在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六日（1874年8月27日）与醇亲王奕等十几位大臣共同呈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历举清朝开国以来诸帝创业之艰难，说明守成之不易，希望同治帝能够“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勤学问”、“重库款”，规劝同治帝做个明君。在这个奏折上署名的有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十余人。奕��推测这个不成才的小皇帝一定会将奏折丢掷一边，置若罔闻，故请求皇帝召见以便面陈。

　　七月十八日，同治帝被迫召见军机大臣及御前王大臣，奕��请求停修圆明园，一一指陈同治亲政后的疏失，奕、文祥也偕同力谏。同治帝不得已打开奏折阅批未及数行，便不耐烦地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有何哓舌？”奕��回答：“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条，容臣宣诵！”遂拿出奏折底稿，逐条讲读，同治帝大怒曰：“此位让你何如？”吓得文祥伏地大恸，几乎昏厥，奕复泣谏，同治帝仍坚持“园工一事，未能遽止”。及至奕劝同治帝不要“微服”，意指他私出皇宫冶游，夜不归宿，同治帝一再追问“何从传闻”，奕指实时间、地点，同治帝方哑口无言。

归政同治(5)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2月03日 00:55

连载: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   出版社:中华书局
　　同治帝对被人指实“微服”一事耿耿于怀，七月二十七日，同治帝主动召见奕��，不问国事，只追问“微服”一事从何处听说。奕��无奈，只能说“臣子载澂”，同治帝怒及载澂。为出心中恶气，七月三十日颁布上谕，削去恭王世袭罔替的亲王的爵位：

　　“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言语之间，诸多失议，着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

　　意犹未尽的同治帝又于八月初一日再降谕旨：尽革恭王奕��、醇王奕、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景寿、奕劻，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十人官职，指责他们“朋比谋为不轨”，遍召六部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准备当众宣布此谕。

　　同治帝如此一意孤行，慈禧十分担忧。如果真的开去了这十几位朝廷重臣的职位，不仅朝政的正常秩序将被打乱，而且朝野上下势必会莫衷一是。谙熟朝政运作的慈禧与慈安急忙赶至弘德殿，在同治帝将谕旨明发之前，出面干预。她面见皇帝及群臣，据说母子相见的场面颇有几分悲凉。

　　据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载：

　　“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着即撤销。”

　　见母后动怒，同治帝不得不恢复所罢各官职务，并停修圆明园，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同治帝亲政的一年中，在嬉戏中做了两项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一是重修圆明园；一是尽免恭王奕��和御前大臣及军机大臣的职位。虽然都是无果而终，但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既无统治之道，又乏驭人之术，将国脉视同儿戏的顽主。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拙劣表演，是慈禧教子的失败，也是专制主义王权发展的必然结果。

　　终止了圆明园的重修工程不久，同治帝就病倒了。

同治之死(1)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2月03日 00:55

连载: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   出版社:中华书局
　　在举朝一片反对声中，慈禧没有一意孤行，她采纳了亲王、大臣的意见，出面断然终止了重修圆明园的工程，使得清政府本已艰难万分的财政免于陷入这一庞大工程的泥沼，从而雪上加霜。毫无疑问，终止重修圆明园对于王朝发展而言，是一件幸事。伴随着慈禧暂停哨音的吹响，同治帝亲政一年中最大的一项形象工程轰然倒塌。同治帝没能圆他做园林设计师的梦想，当他准备在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和南海）的工程中继续他的园林抱负时，不满二十岁的他却病倒了。

　　同治帝究竟得了什么病？他会一病不起吗？

　　一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74年11月28日），同治帝驾幸西苑时受凉，身体有些不适。然而，十天后，也就是十月三十日（12月8日）下午，同治帝病情突然加重，他开始发烧，并伴有四肢无力、浑身酸软等症状。太医向慈禧描述了同治帝的症状：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乏腿软，皮肤上出现没有凸起的疹形红点。慈禧大惊失色，她担心同治帝染上了天花！

　　天花，古称“虏疮”，中医学则称之为“痘疮”，民间一般也称为“出疹”或“出痘”。这是一种因病毒引起的接触性传染病（今已绝迹）。发病后皮肤或粘膜上出现痘疹、水疮和脓疮，伴随着高烧、惊悸、烦躁、嗜睡等症，全身或头面迅速出现疱疮，病重者常因脓毒引起败血症而在数日内死亡；轻者痘疹溃破后结痂脱落，愈后往往留有疤痕而形成麻脸。

　　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已经了解天花了。早在清朝建立前一千三百年的两晋时期关于天花的医学记载就已经出现在文献中了。当时著名思想家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肘后”是指该书篇幅很小，可以挂在胳膊上随身携带，相当于现代所说的“袖珍本”。“备急”就是应急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一本“急症手册”。他在《肘后备急方》中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长出一个个的病疮，起初是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疮，不断溃烂，一碰就破，伴以发高烧，说胡话，十个有九个治不好。侥幸治好的，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小斑痕，起初发黑，一年后才逐渐消失。这病就是天花，记载十分准确和详细，比西方医学界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阿拉伯医学家雷撤斯要早五百多年。此后随着传统医学的进步，到宋朝和元朝，不少医生已经能专门诊治天花，并缓解其发病的症状。正因如此，尽管民间百姓及宫廷贵族虽不免仍有患病甚至致死者，但就其危害本身，已不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在野史及正史中，我们很少发现对天花的描述和因此而引起恐惧的记载。

　　同治皇帝像

　　可是，我们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却发现满族对天花十分恐惧。谈迁《北游录》载：

　　“满人不出疹，自入长安，多出疹而殆，始谓汉人染之也。于是民间以疹闻，立逐出都城二十里。而都城外俱满洲赐庄，彼窭人子安所适乎？多茹泪弃婴道侧。或恋一室，不能单外，至毙其子女。见闻交痛。”

　　此外，清初的文献中常常有关于清王朝大举“驱痘”的记载。

　　清廷如此兴师动众防范天花是因为入关前后天花对满族民众生命安全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它对中原地区民众生命的威胁，在天花高发期，人口的大量死亡直接威胁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

　　为什么天花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在满族人群中有如此高的比例？

　　首先，东北寒冷，病毒不易流行。

　　满族是东北地区的原住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这里气候寒冷，人口稀少，病毒不易流行传染。而天花的泛滥以中原地区为主，因而，入关前天花对于满族的威胁不大，因此满族民众也就缺少抵抗天花的免疫力。

　　其次，清初满族民众不适应中原气候。

　　伴随着满族入关，部众南移后，中原湿热的气候使他们难以适应，在最初满族移居和适应这种气候的时期里，他们对于各种流行病的抵抗能力大大降低。因此，满族感染天花，并由感染不治而亡的人数十分巨大，在满族人的心里，天花就是吞噬人们生命的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