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网站批评Google未重视中国地震灾害 表现奇怪
美国网站批评Google未重视中国地震灾害 表现奇怪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 ... quake080515zd.shtml
WebProNews网站专栏作家Doug Caverly5月14日撰文表示,谷歌对于此次中国地震的重视程度不及此前缅甸热带风暴。考虑到中国业务对谷歌至关重要,谷歌此次的表现让人不解。
中国地震灾害发生后,谷歌提供了捐助页面和地图信息,但是并未提供更多的内容。当然,作为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美国企业,谷歌并没有义务去关注发生在美国国外的自然灾害。
不过,谷歌对此前的缅甸热带风暴给予了大量关注。关于缅甸灾害的文章出现在谷歌官方博客、LatLong博客、谷歌Checkout博客以及谷歌Grants博客中。谷歌还在“Google.com”英文网站提供了捐助链接。
与之相比,谷歌目前并未提供任何与中国地震有关的英文信息。Google Blogoscoped博客主Philipp Lenssen指出:“谷歌中国的主页仅仅链接到一张特殊的地图,显示关于地震的信息。”美国用户需要通过自动翻译工具才能明白谷歌提供的信息是什么。
Caverly认为,谷歌正在大力拓展中国市场,因此谷歌在此次地震灾害中的表现显得“奇怪”。
德国中文媒体转向暗地指责政府
欧缆是一家德国华人办的新闻网,多年来倍受德国华人欢迎,因为比较客观,从今年开始,他的言论越来越偏向反华,但不是很明显,虽然多些批评中国的文章,还算客观,但这次灾难前显了原形,我是看了这篇文章才对欧缆彻底失望的.
http://www.ouline.de/topic/?id=shishi&story_id=27836
从历史上三则事例看中国的抗震救灾
2008-05-15 二马
对于512大地震,我们当然也有理由要求问责,中国政府也必须给公众交待,澄清相关事实,履行自身的责任。
清顺治年间曾发生过一场大地震,时有朝臣引咎辞职,顺治皇帝便认为这不是臣子的错,而是他的过失和责任。《清史稿•世祖本纪二》(卷5)记载,“自古变不虚生,率由人事。朕亲政七载,政事有乖,致灾谴见告,地震有声。朕躬修省,文武群臣亦宜协心尽职。朕有阙失,辅臣陈奏毋隐。”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679年9月2日)中午,京师地区发生了一场强烈地震。据考证,这次地震的震级达八级,震中在平谷、三河一带,地震波及范围除京城外,还包括周围的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山东、河南六省,共计200余州县。地震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由于当时技术水平和社会条件的限制,没有确切的统计。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康熙皇帝迅速作出了反应。他一方面“发内帑银十万两”,赈恤灾民;一方面号召“官绅富民”捐资助赈。但他最着力进行的,则是亲自带领大小臣工,对朝政得失认真地作一次全面的政治检讨和反思。他自己首先“兢惕悚惶”,“力图修省”,“于宫中勤思召灾之由,精求弭灾之道”;同时要求臣工们“务期尽除积弊”,“各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痛改前非,存心爱民为国。”地震发生后不到四个小时,康熙立即把“内阁、九卿、詹事、科、道满汉各官”召集在一起,并把大学士明珠、李霨等数人召到干清宫,当面训谕,严厉批评了某些官员“自被任用以来,家计颇已饶裕,乃全无为国报效之心”,不仅不清廉勤政,反而“愈加贪酷,习以为常”的恶劣行径,并且表明了对这种“奸恶”之人如“不加省改”,一经查出,“国法具在,决不饶恕”的决心。康熙皇帝在上谕中反覆强调:“兹者异常地震,尔九卿、大臣各官其意若何?朕每念及,甚为悚惕,岂非皆由朕躬料理机务未当,大小臣工所行不公不法,科道各官不直行参奏,无以仰合天意,以致变生耶?” “顷者,地震示警,实因一切政事不协天心,故召此灾变。”“小民愁怨之气,上干天和,以致召水旱、日食、星变、地震、泉涸之异。” 1751年5月25日(乾隆十六年五月初一)云南鹤庆府所属剑川州自凌晨2点至10点连续发生6次地震,到14点左右忽然大震,鹤庆、剑川一带的建筑,包括“城垣、衙署、仓库、塘汛、兵民房屋尽皆倾倒”。官员、百姓和牲畜死伤惨重。乾隆皇帝看了有关地震灾情救援的奏折后,他仅在奏折上批了四个字“有旨谕部”。同一天,他向内阁连发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的大意是:云南地处偏远地区,此次地震灾害甚重,我对受灾百姓深感同情和关切。你们不要拘泥于惯例,切实做好地震救灾工作,务必妥善安排受灾百姓的生活。一面要加紧办理,一面把赈灾的情况及时上报。第二道谕旨则严厉的申饬硕色等人失职,指出“督抚为通省表率,地方之事皆其事”假如地方发生了水旱震溢灾等,最着急的应该是该督抚,无论灾害是否发生在“偏州下邑”都应“亲往抚绥”,“此乃职份当然。”他指责一些官员养尊处优,耽于逸乐,罔恤民艰,已形成固习,他们惟独不念及受灾黎民百姓“辗转沟壑呼号待拯”。乾隆并在谕旨中命令:“着通行传谕,各省督抚嗣后……凡遇灾伤异常之地,务令亲身前往查察,应行赈恤者一面赈恤一面奏闻。”并要求官员们要让受灾的百姓尽快的得到安置和救济,以稳定社会,安定民心。这三次大地震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康雍乾盛世,而我们从顺治帝,康熙帝和乾隆帝处理地震灾害的措施来看,显然是和他们明君的称号相符的。一方面,他们积极布置抗震救灾,在当时的物资技术条件下,申饬地方官吏尽最大努力赈恤和救助灾民。另一方面他们不但自责反省,而且也尝试着探讨地震发生原因,常常把地震的发生归结到人祸,比方说出现了政策上的失误或者地方官吏的重大渎职失职行为,从而导致天怒人怨,在天人感应,交相作用之下,发生了这样的大灾难。所以除了救灾更重要的是问责,要查清楚到底中央政策或者地方官吏的缺失在哪里?这样才可以抚慰民心,稳定社会,缔造真正的盛世。当然,今天的人们可以说这三位皇帝缺乏有关地震的科学常识,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道统对王统的约束力量,道统中所蕴含的的伦理规范甚至对至高无上的皇权也起到了规范作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在地震灾后,还会高声颂扬自己如何救灾得力,如何指挥妥当,如何政策清明,如何盛世功勋。最常见的则是下罪己昭,深刻反省为政的得失,并要求下级官僚效仿改正。可以说,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民主制度下的制衡与监督机制,但是文化思想中的伦理规范和现实统治需要促成了一个问责制度的产生。这一点我们也从发生灾难后地方官吏通常会受到集体处分看得出来。但是当这次512地震发生后,在民间和海外有中国知识人开始表达尽快落实问责制度,调查地震原因和灾情信息公开透明化等诉求时,却遭到许多中国人的反对和攻击。要知道,这些中国知识人从来没有说过只是单纯地进行调查和问责,而不进行搜救工作!相反,他们认为既要加快营救行动,也要及时开展灾情调查!这对了解灾难原因,责任归属,以及未来的灾难防治有极其重大的作用!他们也从来没有批评过救灾前线的营救人员,也没有表示过对遇难者任何不尊敬的言语。而是认为有责任要求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他们认为从现代理念出发,人们可以为所有营救人员和爱心人士唱赞歌,但是为政府唱颂歌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发生灾难时组织抢险救灾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问的首先就是灾难原因,查清是否有人祸因素在里面。灾难原因的调查必须要有除了官方机构以外多元的独立的社会力量构成。这其中可以包括,新闻媒体,科研机构和科学家,民间环保组织和人士等等!要邀请国内外著名的地震研究机构,地质与环境保护监测机构,新闻媒体,科研团队前来调查研究,他们调查的结论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解释!其次,我们还要问灾情,救灾措施以及相关责任人等问题。问责制度在今日中国虽然已经产生,但是执行和贯彻是远远不够的。这当然和一党执政的体制有关!但是要允许民众在公开的媒体上面讨论和发表意见,这样可以曝露不少我们无法通过官方媒体了解的事情,对政府救灾和善后工作也可以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他们进一步加强责任感!而且除了捐钱捐粮,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批评和讨论形成巨大的民意监督,促使政府更加公开受灾与救灾情况,并且尽一切努力救援,甚至在事后也可能会努力调查灾难原因,包括人为因素。这样对灾民才是真正有力的支援。问责制度对中国人而言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既然中国古人都能够做到,那么我们自诩为进步聪慧的现代人当然就更应该师法古人,继承这一优良传统。更何况,问责制度乃是现代民主社会中最常见的制度之一。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形成健全并有效的问责制度,是衡量成熟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但是问责制度不仅仅等同于引咎辞职,也不是上问下责,问责制度并不是纯粹的惩罚措施,这样只有发生错误后才能得以实施,那样常常为时已晚。问责制度关键要解决的是确保政府与官员在平时就充分承担责任。在民主政治下,问责制度是一套完整的责任体系,而不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在这样的责任体系中,公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逐级追究各级官员的责任,这样才能确保责任体系中没有缺失的环节。宪政体制下的责任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对其所作的一切,就与国家相关发生的一切,向公众有所交代。所以,问责制度,不仅包括对渎职官员的惩罚,更要求政府对公众有所“交代”。对公众没有交代的官员同样是不符责任的官员。问责是由授权产生的,人民给政府授权,政府给官员授权,官员对人民及其政府负责,政府通过官员对人民负责。所以,问责制度的全部正当性是基于“权为民所授” 。因此政府官员有责任首先向公众报告他们的行为,公民有权利要求制裁那些渎职的官员。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环节。因此,对于512大地震,我们当然也有理由要求问责,中国政府也必须给公众交待,澄清相关事实,履行自身的责任。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我们这些普通民众,除了捐钱捐粮,还要监督监管政府努力办好职责范围内的事务,这才对灾区人民最大最有力的支援!